清朝乾隆年间有这么个案件。有一年江南长州县（今苏州市）破获一起私铸铜钱案，被捕的案犯都说一个在逃犯是本案的主谋，按照法律，共同犯罪以主谋（造意）犯为首犯，其余为从犯，从犯可比主犯减刑一等。按《大清律例》，私铸铜钱首犯是个死罪，现在首犯未获，其他的算从犯减刑一等，发遣新疆。过了两年，那个在逃的罪犯被捕获归案，可几经审讯，他就是死不承认自己是私铸铜钱的主谋，供说主谋是上次已经抓获处理了的某某。
　　照理说，这个案件应该提审原案罪犯当面对质，可是那些罪犯远在新疆，怎么可能千里迢迢把他押解到江南？尤其是万一那人对质时供称自己确实是主谋首犯，那么原案就要作为审错的案件翻案，原审官员就算办错案件“失出人罪”，是要按所失出罪名反坐受罚的。
　　县官对此全没了主意，恳请自己的幕友想办法。他的幕友也一筹莫展，保得把附近几个县衙里的幕友都请来，群策群力，共同探讨。后来松江县的一位师爷出了一个主意：劝告那个被捕的罪犯承认自己是主谋首犯，同时又把他被捕的情节由通缉被捕改为“闻拿自首”，这么一来，虽然是主谋首犯应该处死，可是又有自首情节，可以减罪一等，也不过是个发遣的罪名。用这个道理说服被告配合，被告果然没有再顽抗抵赖，自愿按照法官的提示招供，使得案件顺利审结。
　　这个活用自首的案件在当时具有典型意义，有很多疑案都是依靠这种办法解决的。只要给罪人讲清利害关系，说明只要修改口供就可以减轻处罚，要罪人配合就很容易。罪人既可开脱死罪，法官又可以从速“破案”审结，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皆大欢喜。
　　记载这个故事的是清乾隆年间的江南名幕汪辉祖，他在他的《学治臆说》一书中记载了这个故事后，说自己后来处理疑案，都会仿照这个故事，并说法律中自首这一条是开了无数的“救生活门”。这种利用法律对“自首”的规定谋一己之私的恶劣做法值得今人引以为戒。